摘要：在西方，有一些学者主张将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如《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公民不服从条目的作者克里斯蒂安·巴伊认为，应将‘公民不服从与‘非暴力行为区分开来。 ...

(二)南海断续线或U形线内水域的法律地位及属性 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内的多数制度已成为习惯国际法，所以，针对南海U形线内水域的法律地位及属性对照《公约》内的海域制度进行定性是比较合理的。

同时，此说也得到了台湾行政院南海政策的支持，即台湾行政院于1993年4月13日核定南海政策纲领时，宣示：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及东沙群岛，无论就历史、地理、国际法及事实，向为我国固有领土之一部分，其主权属于我国;南海历史性水域界线内之海域为我国管辖之海域，我国拥有一切权益。即依据《公约》确立的海域，包括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等。

针对南海断续线的这种定性，具体反映在南海断续线内水域的法律地位和属性方面。即南海断续线可以被看作海上疆域线，中国对断续线内海域的底土、海床和上覆水域的生物与非生物资源享有历史性权利。对于这种行使主权的行为，当时的周边国家没有提出异议。即沿海国对该海域要有明显、有效、持续地行使主权并超过一定的实际时期，且得到国际社会的默认。其次，邻近不是国际法取得领土的合理方式。

和平方法包括政治方法(或外交方法)和法律方法两种。在依据《公约》确立第一类海域后，中国可依据历史性权利在剩余的海域主张特殊水域。实现公民与国家平衡的主导方式是妥协。

罗尔斯的普遍的正义观，其实质就是一种位于实在法之上并规制着实在法的自然法。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相反，在八二宪法序言中，第二段肯定了晚清以来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民主自由进行的英勇奋斗，第四段肯定了中华民国废除封建帝制的历史功勋，这样就使得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更为连续、丰满和完整，历史的连续性得以呈现。因此，反抗封建主义，争取民主自由，建立共和政体，就构成了近代中国的共和国叙事，并与民族国家叙事一起，描绘了现代中国的诞生。

那么，既然社会或国家是由公民所签订的契约来建立的，它就不应该违背公民的意志和利益制定不正义的法律。所谓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自始便具有多元性，并在此获得了宪法上的承认。

在第一段的两句话中，我们注意到历史、文化和革命这三个关键词，历史铺陈了中国的家谱，文化是历史中国的存在形式，而革命或许可以解释为中国五千年来延续至今的内在动力，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整体的中国意象，向前无限追溯，向后无限延展。日本学者这样解释立宪主义：抵抗政治权力的滥用、制约权力的原理。由此可见，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蜕变，同时涉及到国的再造（国家独立）、族的再造（民族解放）和民的再造（民主自由），从而构成了现代中国诞生的民族国家叙事和共和国叙事。之所以说当前，是因为，直到今天，我国也还不具备公民不服从的存在前提和条件，对公民不服从的研究刚刚展开，其理论相当贫乏。

但是，大多数社会契约论者都认识到，不可能做到没有不正义的法律。Godwin认为，政权所依靠的是迷惑。但也有人认为，正是专制的存在，才为公民不服从行为的正当性提供了辩护的理由。因为在一般意识中，所谓的民族国家，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多民族的民族国家岂不是一种自相矛盾？ 这就要从中文民族一词说起了。

其一，我之主张目前不宜提倡公民不服从，并非出于为当局的某些政策张目。但这仅仅是一个原则，需要进一步落实为具体的制度。

换言之，他们仅仅是对制度或法律中的缺欠——如非正义、不合理之处等等——的不服从，制度或法律中的缺欠一旦被消除，他们就又成为制度或法律的顺民。这两种划分是相互交叉的，同一个族群中有不同的阶级，而同一个阶级中又有不同的族群，但阶级身份与族群身份，或者说阶级认同与族群认同，是可能存在冲突的，当冲突发生时，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从宪法序言来看，制宪者认为阶级身份必然优先于族群身份，阶级认同必然优先于族群认同，因此建立在阶级分化之上的人民概念优先于族群概念，不同的族群之所以能够团结在一起，在于他们有共同的或相似的阶级身份，社会主义者相信，阶级的团结、被剥削者四海一家的感情，以及将会从革命中诞生的一个正义与理性社会的前景，会提供这种不可缺少的社会黏合剂，阶级的自由结合将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驾驭（族群团结的）自然的力量。

20世纪以前的宪政理论，强调根据职能将公共权力进行分离，从而实现国家权力结构的平衡。公民不服从就包含了抵抗政治权力的滥用的意思。不仅如此，这个人民是包括汉人在内的各族人民，所创造的文化，自然是包括汉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进入专题： 宪政 公民不服从 。在西方，公民不服从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1）个人自由的优先性。对塑造西方宪政贡献最大的三部著作应数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美国立宪者撰写的《联邦党人文集》，这三部著作贯穿了一条基本的线索——即权力分立的原则。

其次，在这个国家体系中，我们引以为豪的特征，乃是悠久的历史。反抗封建主义，争取的是民主自由，目的是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政体。

只有像卢梭那样的理想主义者才坚持，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法律乃是公意的行为，而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这便是说，当政府沦于暴政，或它效力极低、无法忍受，有权拒绝向其效忠，且有权对其反抗。

在公民社会中，通过结社等活动，孤立的公民个人获得了组织或团体的支援，公民个人的意见和要求通过组织或团体与国家进行交涉，公民对抗国家的能力大大增强。首先，公民不服从概念的西方性。

也就是说，上文的分析及其结论在西方宪政国家内具有普适性，但超出了西方国家的范围则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２、公民不服从的西方性 上文的分析及其所获得的结论——即公民不服从对于宪政制度确实具有重要意义——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公民不服从及其理论具有普适性。理由是：第一，提倡公民不服从会妨碍我国公民法治观念的形成。而坐标系的纵轴则是现代国家的谱系：晚清以来的中国国家与社会转型，基本上是在回应现代国家普遍具有的两种叙事模式，即民族国家叙事和共和国叙事，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抗争，目的就是为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与共和国。

这并不是中国的特色，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多民族（族群）国家，即便像日本这样族群同质性极高的民族，依然存在琉球人以及阿伊努族。比较此前几部《宪法》的序言，我们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个意象所呈现出来的重要的政法意蕴。

当然，这里的敌人不只是中国之外的敌人，还包括中国之内的敌人，因此还需要探讨中国人（注意不是中国人民）内部的另一个划分，即阶级划分。而民族国家秩序是对天下秩序的瓦解，不仅意味着一个民族不受外族的专断统治，而且意味着不受族内某人或某些人的专断统治。

一般认为，公民不服从的概念是由Henry David Thoreau（亨利·大卫·梭罗，1817—1862）首先提出来的。二、公民不服从的宪政意义 公民不服从，也称市民不服从或者非暴力反抗，指的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对抗法律的行为，其目的通常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发生一种改变。

宪政是一种制度化的平衡机制。《联邦党人文集》则进一步为这套已经被写进宪法的制度进行辩护，并同时提出了如何规范民主以保障个人自由的构想：实行代议式民主、采行横向的和纵向的分权模式（即立法、行政与司法的三权分立和在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分权的联邦制）、建立对立法的司法审查（违宪审查）制度。当我们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unitary multiethnic state）时，我们是在ethnic group这个意义上使用民族一词的。宪法序言先后六次使用革命一词，可谓是革命的宪法，革命是贯穿整部宪法序言的叙事线索，也是合法性论证的基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有学者认为，公民不服从理论是宪政理论的重要补充，它贯彻了宪政的原则和精神，赋予现代宪政理论以可操作性。当我们说中华民族时，民族一词实际上指的是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作为整体的五十六个族群，此时的民族相当于英语中的nation，一个政治法律共同体。

但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概念，还是理论，公民不服从确是彻头彻尾的西方货，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人民不是从内部，而是从外部界定的。

反抗帝国主义，争取的是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目的是建立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国家。今天的族群民族主义的核心议题，就是争取将一个族群转变为一个民族，进而建立自己族群的民族国家。